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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锁：“考古学是探险英雄的学科”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梁善茵 图/受访者提供
这几年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刘文锁多了很多回到家乡新疆的机会——在吐鲁番火焰山南麓的一个小山岗上，他带领团队多次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开展科学发掘。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2023年，该发掘获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5年1月，该考古项目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
刘文锁在考古现场
发掘后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事实上，上一次对这处遗址的正式发掘，已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事。当时一批进入吐鲁番的德国人，发掘出这个名叫西旁的景教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景教文献。后来，中国学者在其中发现目前所知最早流传到中国的亚里士多德著作。
自2021年以来，由中山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发掘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以及新疆及中亚地区一系列的景教遗存考古发现，正在不断更新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走进中山大学马丁堂，与刘文锁教授展开了一场关于考古学人的对话。
中国最早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地方
羊城晚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景教？
刘文锁：景教是唐代对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支派的称呼。过去认为它是聂斯脱利派基督教，现在有些学者主张中国古代的景教属于基督教东方亚述教会或东方叙利亚教会。我觉得还是用景教称呼比较合适。从考古发现上看，景教在唐至元代的西域新疆地区一直存在，其历史与遗存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之一，是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国宝级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称为世界四大名碑之首。
羊城晚报：经过几年的持续发掘，我们对这个遗址有怎样的基本认识？
刘文锁：从文献记录来看，这个遗址在清末时已经被当地人发现了，而且可能盗掘出了文书。1905年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探察时，可能就是从当地人那里发现了文书信息，并按照这个线索找到了遗址。据记录，他们当时发掘出土了1000余件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文献，其中主要是叙利亚语的景教文献，其中也有一些世俗文献。
其中，掘获有七件叙利亚语哲学残篇，因过于残破，长时间未能比定具体内容。直到中国学者林丽娟博士近来重新缀合了这些残篇，将它们正式比定为叙利亚语版亚里士多德所著《范畴篇》（Categories）第十章的部分内容，这个成果已经发表。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流传到中国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更新了中亚和中国亚里士多德著作流传历史的认知。目前，这些残篇保存于柏林。
这个遗址在1905年被德国人发掘之后，长时间没有被关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曾作了记录，但在2021年我们第一次发掘前，这里已有一个多世纪没有做过科学发掘。
2018年中山大学与新疆大学共同建设“新疆历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当时我们就想延续中大对西域文化颇为关注的学术传统，最后选择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计划把寺院遗址完整地揭露出来，然后想办法进行保护和展示利用。
目前我们已经明确，西旁景教寺遗址面积超过了2500平方米，还有包括寺院的形制布局以及当时上下山出入寺院的路径、葡萄种植地、墓地等，寺院的面貌正越来越清晰、全面。总的来讲，它是一所比较典型的修道院，它依山而建，这种山丘型基督教寺院在地中海地区比较常见。
不同民族和平共存的可贵启示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文献
羊城晚报：目前有哪些代表性发掘成果？
刘文锁：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寺院遗址本身，它的建筑保存得比较好，结构完整，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二是遗址出土了大批文物和自然物。
这些文物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文献。我们三年来发掘出的文献数量已经超过了1280件（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单论叙利亚语的景教文献，这已是国内最多的一次考古发现。从文物角度看，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合写在同一纸张上的情况，以及壁画残块在颜料、绘画技法等方面与本地佛教等壁画相似的现象，都揭示出当时多元文化共存、交流互鉴的情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在这里和平共存。
除了文献之外，遗址还出土了一批包括壁画在内的各种遗物以及动植物等样本，其中有像瓷器、钱币、漆器等来自中原的一些器物。特别要提到的是自然物的样本，植物样本尤其丰富，像各种蔬菜、瓜果，干化以后都保存了下来，这当然得益于吐鲁番这个“天然博物馆”的优越条件。此外，遗址出土的产自中原的北宋漆碗和“熙宁元宝”钱币，以及玉雕十字架、木斗拱等，则是当时景教中国化的鲜活证物。
羊城晚报：通过这些发现可以还原古代修士的生活场景？
刘文锁：三次发掘中都很少见到动物骨骼，但在2024年发掘寺院北坡的居住生活区时，我们在山崖上发现一座洞窟，里面有大量厨余垃圾，主要是蔬菜。这个情况验证了我们的推测，当年修士的生活是很清贫的。他们应该是素食者，或者以素食为主。垃圾坑旁边一间寝室门口还发现一座非常精细的烤炉，我们也因此推测，当年的修士们很有可能是把烤饼当作主食。
2021年时我们还发现了葡萄酒窖，还有酒杯甚至几块面饼。去年，我们又在山岗东坡发现了种植葡萄的梯田。今年我们想扩大清理这个区域，弄清楚葡萄地的范围。另外，还想找一找它的水源是怎么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答寺院葡萄供应的问题。
系列考古成果形成国际学术新热点
羊城晚报：西旁景教寺院最后没落或者被弃用的原因是什么？
刘文锁：现在还找不到明显的证据。但元朝历史上发生过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叫作“西北宗王之乱”，当时吐鲁番这个地方受到了波及。我个人看来，战乱会导致人口逃亡，很多城市因此消失，西旁景教寺院的衰落也可能跟这个背景有关系。
羊城晚报：新疆考古成果丰硕，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在众多成果中占据什么位置？
刘文锁：景教有关的遗址，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也不多见。从考古学来讲，它可以填补很多景教考古的空白。这个遗址发现以后，可以提供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新发现的大批景教文献和壁画，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自2021年发掘以来，我们在《西域研究》发表过本项目的阶段情况报告，也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作了介绍，项目一直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2024年8月，我们的前两次发掘报告和简报在《考古学报》《考古》期刊发表了。2024年10月，我们在吐鲁番召集了“景教研究新进展：考古，历史，文献，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又组织了数十位与会的中外学者，实地考察了这个目前中国境内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一些著名专家对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近年来，有多处景教遗址被发现、发掘。一系列的考古成果推动着国际景教研究，甚至形成了景教研究的学术新热点。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考古研究的很多问题都是“冷门绝学”，还一提考古就联想到小说《盗墓笔记》。在您看来，考古是“冷”还是“热”？
刘文锁：这个学科确实有点“冷”。大部分人也会觉得考古很辛苦。其实辛苦不辛苦完全是个人的体验。考古学这些年正在走向大众，它应该有一种开放性，并不是象牙塔，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像我们的考古工地，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我们甚至采用志愿者制度来发掘，让公众随时可以了解我们到底干了些什么。但真实的考古显然不是像《盗墓笔记》里那样的，考古发掘过程本身还是蛮枯燥、很累的。当然，考古学需要浪漫化，否则很多人可能坚持不下去。
田野学科永远不会枯竭
羊城晚报：您在新疆出生长大，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广东？
刘文锁：我就是冲着中大历史系来的。我是中大历史系第一批博士后。当时有一位同届同学，送了我一本《追忆陈寅恪》，让我多了解中大学术的传统和精神。后来跟着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林悟殊先生这些前辈学习，不断感悟到从读书治学到待人接物上的返璞归真。我觉得无论是治学传统还是地域精神，广东的精神就是务实。在广东生活的这些年，我越来越认同自己就是广东人。
羊城晚报：考古对您而言，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文锁：专业上的事情再难也不是难事，我倒是觉得当考古领队非常难，什么都要负责，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每次下田野我的压力都好大，有时候晚上觉也睡不好。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人际关系是我的弱项。
羊城晚报：您今年刚好60岁，对于很多学者而言，似乎没有退休的说法，您之后有什么计划？
刘文锁：学校批准我65岁退休。退休了我也还有好多事情想做。各人有各自的活法。我觉得，只要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就很好。
我的一些前辈，80岁还在下田野。像今年2月份刚刚去世的王炳华先生，他是新疆考古学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2014年时他80岁，我们还一起去了尼雅遗址，当时沙漠里晚上只有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他照样跟我们一起扛过来了。总之考古学界的老先生都是挺活跃的，以后如果年轻人愿意邀请，我也是愿意再下田野的。
考古学的田野魅力，就是从实际中获取知识。它总是能突破一些有限的东西，好像永远不会枯竭。过去有人说，考古学是探险英雄的学科。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里就把考古学家塑造为一个探险家，但那是艺术化的表达。考古学者是要有探险精神、探险技能，但不是冒险，而是去探索未知。保持求知欲是学考古的基本素养，缺乏求知欲，在这个学科就做不出成就。我也期待我的学生能够学识渊博、专业熟练，能在野外处理很多实际问题，也能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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